吗？”

“……不能。”

“那该怎么写？”

“写成'嫌疑人警署初次陈述书'更好。”

“可李主任所有文件标题都这样。检察官没时间细看才委托调查官，这种标题毫无意义。

若要我重读内容，岂不浪费时间？最终起诉决定权在我。”

“抱歉。”

“在旁边手写副标题吧。不必重印。庭审检察官会理解的。”

“……是。”

要提交法庭的文件竟需手写修改，实在难堪。重印的话涌到喉头又咽下。毕竟所有调查官文件都以朱检察官名义提交。本人不介意便罢。

“第二处：本案适用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》而非《刑法》。适用特刑法能让加害者多判至少一年。”

“抱歉。”

朱检察官套上蓝色笔套，漫不经心补充：“李主任终究会站在加害者那边。理解。”

这指责实在冤枉，恶意昭然若揭。

虽一时气结，但这类话听得够多，早过了对上司流露情绪的幼稚阶段。若以杀人犯之子身份生活也算资历，我已有十五年经验。

“不是的。只是参考判例写的适用条款。下次会更仔细查证。”

“难免怀疑。毕竟知道李主任的出身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去年就有检察官本应适用《性暴力处罚特例法》定罪的案子，误用《刑法》条款起诉导致败诉。嫌疑人当庭释放。我虽会严格把关，但若当时调查官尽责，根本不会发生这种错误。”

“非常抱歉，检察官。会更努力研究判例。”

“先把标题改了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真难啊。

咽下挨训后想叹的气。早知与能读“红字“的人共事不易，实际体验仍超预期。

即使宋组长他们回来后，我仍在朱检察官身旁坐了许久，逐份修改文件标题。”嫌疑人盗窃当日通话记录“、“嫌疑人赃物获取后金融交易明细“……所有标题都改得具体明确，还用荧光笔划出重点。只为让检察官工作更轻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