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家长，教导主任看到我就头疼，一怒之下要给我和我弟记大过。我是无所谓，但我弟要是受我连累而在中考这最后关头记大过的话，我妈会恨我一辈子。

于是我说：“是我跟人打架，和陈天震没关系。”

我想我弟这个乖乖牌，何曾见过这等阵仗，肯定吓得话都组织不了，自然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没想到今天真是惊喜连连，我弟面不改色地扯谎：“是我被校外的小混混勒索，我哥是为了救我。”

我瞪他，哑口无言。

教导主任说他：“上课时间你跑校外去干什么？”又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地说，“陈天震，你是好学生，好学生不许撒谎，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……困难，”一句话瞥了我好几眼，意有所指地，“你别怕，说出来，老师和家长都会帮助你的。”

我冷笑一声，别过头去，看向窗外。

耳边我弟言之凿凿地说：“没困难，我哥是来救我的。”

我懒得再听下去，我说：“是我找小混混勒索陈天震的，我钱不够花，我和他们打架是因为分赃不均。”

只有在这种时刻，大人们才会选择相信我，而不相信我弟。

不过，我早有准备，谈不上失望，只不过是又一次证实了标准答案。说白了，什么撒谎不撒谎，诚实不诚实，真相只存在于偏见里。

我弟慌乱地辩解着什么，但我知道注定徒劳无功。自暴自弃就是放弃了所谓的希望，一旦这样做了，就会发现活着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有些人生来就是无法咬合的齿轮，走的每一步都不算数，也不值得。我倒觉得我们这种人才是最勇敢的，承认自己不被接纳、不被喜爱，放弃回应他人的期待——放弃比坚持更勇敢，后者还承认希望的可贵。

我照例胡思乱想，和窗外的鸟儿一起天马行空。雏鸟长大了，身上的羽毛还很稚嫩，但已经可以扑棱这翅膀飞起来了。后天我们正式开学，要回到呆板教学楼里，没有鸟儿，只有学校养的呆头呆脑的鸽子，不及这些野鸟万分之一的灵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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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就这样放空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妈来了。很意外这次她没打我没骂我，教导主任看在我弟的面子上对她和颜悦色，两个人另找了一间屋子嘀咕。我弟却有些紧张，身体紧绷，我看他这没出息的样儿，心情大好，嗤笑一声，嘲讽他：“怕了？怕了还说谎。”

我弟倔头倔脑地说：“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，谁都不行，妈也不行。”

“……德行。”我戳了下他倾国倾城的脑袋，他捂着脑袋朝我笑了，直晃眼睛。我正过脸，以过来人的口吻说，“一会儿咱妈进来了，你给我闭嘴，不许吱声。”

他得意忘形地说：“除非她说你。”

他就是典型的给点阳光就灿烂，我叫他别剩脸，这种事儿我比他有经验。于情于理，为了大局和私人着想，我都得保住他，从他出生那天起就是，少了我，他、我妈、继父还是个家，所以只要他好好的，咱家就和睦。

作为一个可有可无，寄人篱下的未成年，曲线救国这招算是让我玩明白了。我们靠着墙角，从正午一直罚站到太阳西斜，我妈总算和教导主任回来了，他们让我弟先回去上自习，我弟不去，还是我说话好使，我让他滚回去写作业，写不完就永远别出现我眼皮底下，否则见一次揍他一次。

我弟恋恋不舍地走了，教导主任本来要批评我，但见效果拔群，便欲言又止。我妈是习惯了我对我弟的态度，她跟主任打了声招呼，然后带我出了学校，我盘算着她会怎么骂我，我又该想点什么渡过这段时间，是《Monster》还是程祎？

没想到我妈带我到了附近的一家冷饮店。她从来不带我来，说不干净。这次她把菜单给我，让我随便点。我反而忐忑了，惴惴不安——我有一万种方法抵抗雷霆万钧，但微风细雨背后带来的未知，除了手足无措不做他想。

在我妈的审视下，我机械地一勺勺地往嘴里放冰淇淋，食不知味。吃到差不多，她拿着一张纸巾给我擦嘴，我浑身一颤，记忆中除了挨打，我们没这样温和地亲近过。我抢过纸巾，抹了把嘴，眼睛低垂着看着空空的冷饮杯，一边等她说话，一边祈祷让我聋，或让她哑。